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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管理新型大國經貿關系蹚出新路

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簽署算是開了一個好頭,不僅有利于降低短期的宏觀經濟風險,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幫助提高經濟效率與增長潛力,而且為管理新型大國經貿關系蹚出了一條新路。

  當地時間2020年1月15日,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在華盛頓簽署,持續了近兩年的經貿摩擦暫時告一段落。當然,第一階段的協議并沒有解決所有的爭端問題,但這第一步非常關鍵,它阻止了短期內關稅稅率以及政策不確定性的進一步上升。過去兩年來,雙方征收的關稅不斷提高,中國出口的增長速度從2018年的10%以上降到2019年的基本持平,影響了國內的投資與消費。但貿易戰對經濟的最大傷害可能來自于政策不確定性,投資者不得不延緩投資計劃甚至收縮投資規模,近期中美兩國的資本開支確實非常疲軟。根據美聯儲的一個研究,貿易戰導致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最終可能令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減少1個百分點。因此,協議的簽署可以防止風險進一步惡化,有利于穩定宏觀經濟局勢以及經濟增長速度。

  但這個協議最大的貢獻,可能是為管理新型大國經貿關系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中美發生經貿摩擦的原因可能很多,包括雙邊貿易失衡、不同政治經濟體制的差異以及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沖突等。這幾個因素疊加在一起,使得兩個大國之間的經貿關系變得不太好管理。但不好管理也得管理,“一拍兩散”對中美不利,對世界也不利。而第一階段協議的簽署,相當于走出了一條管控大國經貿矛盾的路子。中美兩國都不可能徹底改變對方,那么唯一可行的做法是求同存異,尋找并擴大合作的基礎,爭取雙方共同的最大利益。通過談判而不是脫鉤化解經貿摩擦,應該成為未來管理中美經貿關系的主要模式。

  國內有人抱怨中國在這個協議中讓步過多,對這個問題可以做一些具體的分析。首先,如果仔細閱讀協議的文本,應該說還是對等的。以匯率政策為例,雙方承諾尊重對方貨幣政策自主權,恪守G20公報中關于匯率政策的承諾,受IMF協定約束,避免通過操縱匯率或國際貨幣體系來阻礙國際收支的有效調整或取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實現并維持市場決定匯率。這些其實跟央行一貫以來對人民幣匯率政策改革的表述是高度一致的,不存在額外讓步的問題。更何況美國財政部現在也取消了原先對中國操縱匯率的指責。

  其次,考慮到中美兩國經濟政策開放度的起點不同,各自政策調整的幅度不一樣,這也很正常。美國保護知識產權的體系相對比較完善,幾乎很少直接干預匯率水平,同時金融業的開放度也很高。而中國是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在上述領域與美國相比還有差距。因此,在這個協議中,中國所做的具體的改革承諾相對多一些,也完全可以理解。

  再次,更為重要的是,協議所提到這些承諾,幾乎沒有一條不是中國政府的既定方針,本來就打算要做的。比如,在金融服務業開放方面,中方承諾放寬金融業準入限制;在已經放開的領域,依法受理美資機構的業務資質申請;優化具體業務監管規則等。美方也做了相應的承諾,包括加快處理中資金融機構的申請等。但加快金融開放的步伐,并不始于中美經貿談判。事實上,從2017年年初開始,政府各部門已經開始探討、制定新的金融開放的政策。提高甚至取消外資在合資金融機構中的持股比例,引入國際評級機構,進一步開放國內資本市場等舉措,在之前都已經公布并在穩步推進了。也就是說,保護知識產權、改革匯率政策、開放金融業,實行所有這些政策的目的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美國。如果說經貿談判加速了一些國內改革政策的推進速度,那也應該算是將壞事變成了好事。

  最后,整個協議中最可能引起爭議的是中方增加進口美國產品的承諾。本來美方拿雙邊貿易逆差做借口,并不占理,因為中國大量的產品出口到美國,一是由于在中國境內的產業鏈的結構,其實許多半成品并非中國生產;二是美國儲蓄率過低,貿易赤字難以避免。但問題是,中方如果對雙邊貿易逆差這一條不做回應,中美經貿摩擦就可能得不到很好的解決。好在美國也確實有許多農產品和能源產品是中國所需要的。更重要的是,協議所提到的采購仍然需要以市場為基礎,而美國能不能在短期內生產出這么多的產品銷往中國,也是一個未知數。

  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簽署算是開了一個好頭,不僅有利于降低短期的宏觀經濟風險,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幫助提高經濟效率與增長潛力,而且為管理新型大國經貿關系蹚出了一條新路。

  (作者黃益平 單位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原標題:為管理新型大國經貿關系蹚出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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